近年屡见于媒体报道的某些地方官员、部门领导请“地师”看衙署、办公室方向、形势,请“卜师”择上任吉日等劳民伤财之事,其实都是古代官场宜忌迷信的流毒。所谓官场宜忌迷信,指基于五行、堪舆之说,适应为官者趋吉避凶心理,专门针对为官者而言的一系列绝无科学根据的虚妄信条。五行、堪舆之说,虽源自远古人类对自然与人事的蒙昧认知与解释,但经战国、秦、汉方士傅会以“五德终始”,遂益发妄诞,成为既与文明进化相悖,且干扰和阻碍文明进化的一整套桎梏人们思想、惑乱人们心灵的歪理邪说。
1世纪时,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分析当时学术流别时指出:“五行者,五常之形气也……其法亦起五德终始,推其极则无不至。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,而行于世,以相乱。”正确道出其弊在一“乱”字。同时,王充在其《论衡》中,对包括五行、堪舆在内的种种迷信加以全面的批判。他指出:“世俗信祸祟,以为人之疾病、死亡及更患、被罪、戮辱、欢笑,皆有所犯。起功、移徙、祭祀、丧葬、行作、入官、嫁娶,不择吉日,不避岁月,触鬼伤神,忌时相害。故发病、生祸、挂法、入罪,至于死亡、殚家、灭门,皆不重慎,犯触忌讳之所致也。如实论之,乃妄言也”。
然而,在历代封建统治者“以神道设教”,甚至借宗教以愚民的总体背景下,理性的呼唤终被埋没于井蛙的鼓噪之中。上古方士的五行、堪舆之说,至中古时代非但不衰,而且日益增盛,更朝着系统化与专门化发展。官场宣扬迷信之专书,遂应运而生。
南宋时赵师侠据家藏旧本“略为增益”而纂成之《赵氏拜命历》,堪为官场迷信专书之代表。其内容虽五花八门,但大体不外两项,即选择时间与方位。书中,对于为官者的拜命、上任、临政、视事、出行、还家、嫁娶、会客等事项之何月、何日、何时、何方、何向为吉,何月、何日、何时、何方、何向为凶,皆有明确规定。其选择之根据,不单纯指自然之月、日、时、方、向,且结合五行、天象、星辰、干支、节气及事主之生辰、本命等,别有一系列颇为复杂的推算、选择方法,令人眼花缭乱,难于短期掌握。书被全文收入元人所编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》等“通书”(即日用百科式全书),广泛流传,因而颇具影响。
官场迷信专书最具影响者当推清人黄六鸿著成于康熙三十三年(1768年)的《福惠全书》。该书有日本嘉永三年(1850年)小行之和文训译本,以汉、日对照形式重版于东瀛,创我国传统仕宦箴规、官场指南著作之特例。《福惠全书》卷一《筮仕部》,特设《择到任日期》专条,谓:“到任日期……宜用天德、月德、黄道、明堂等日为上吉,再孝《天迁图》以为定准。干支喜与本命行年相生,忌相冲克。其余岁星,名色甚多,不必太拘。”黄氏所列种种,虽抄自明代人所编仕官箴规、官场指南专书,并非直接取自《赵氏拜命历》,但其根源皆在赵书,则无可疑。
较之黄氏,道光间旗人文海可谓执迷不悟。他在所著《自历言》中特列专条,强调:“州县到任,宜水日,不宜火日,更不宜进南门,主地方亢旱,离属火,火克金也。大凡到任,宜进东门,取生气为是。又,衙门……以大堂、厨房、官之居舍三项为要。余每见大堂暖阁上或左或右开门,即宜闭之。厨房宜在震方,不宜东北方。二堂公案,左右不宜对冲,如有犯者宜改之。”
对于上述种种虚妄迷信,有识者之起而针砭者则亦不乏其人。即以清代而论,便可举出两位代表,一是顺治六年榜眼、后官内阁学士之熊伯龙;一是咸丰、同治、光绪间循吏,官至山西布政使之方大。
熊氏在其《论衡精选》中,对官场的各种迷信进行了系统的批判。关于时日宜忌,既据情理逐一分析,斥之为“小儿之见”,“惑之甚者也”,复举唐“德宗即位,有司奏宣政殿内廊坏,请修缮。太卜言孟冬为魁罡,不利穿筑,请卜他月。上曰:‘《春秋》之义,启塞从时,何魁罡之有?’命修之。”“后唐庄宗欲灭梁,因问司天,司天言岁不利。郭崇韬曰:‘成算已决,区区常谈何足信!’庄宗即日下令,军发八日而灭梁。”从而推“德宗之言,可为惑于禁忌者下一针砭”,赞“区区常谈一语,真智者之言”。关于方向宜忌,书中说,唐人李吉甫作宰相时,政事堂里摆了一张大床,相传不能移开,移床就当不了宰相。李吉甫笑曰:“岂有一床而能制宰相祸福者?”并称“李相之言,真可破拘忌之说”。
方氏则于所著《平平言》卷一《正五九月可上官》条谓:“余谓阴阳书最不可信。正、五、九月不到任,今之外官有此禁忌,京官则否……余于光绪二年九月入都,腊杪旋鄂,署任者以九月接篆,余以正月回任,均忌月也,均未见有甚不好处,是其明证。”“平安无恙也。”他又说:“俗说地方官到任进南门,主地方亢旱,以离属火也。此说不足信。余到襄阳、荆州任,均由南门进城,地方并未亢旱。”
综上可知:尽管官场宜忌迷信曾在封建时代泛滥,但就在当时也还不乏对之持怀疑态度者,至于对之加以批判者更多有其人。这既是理性光芒的体现,也显示了唯物论思想在与唯心论思想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。遗憾的是,时至科学昌明之今日,荒诞的官场迷信之风竟会在个别官员、领导身上发作,这确是特别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。
编后本文作者系明史、北京史专家,多年支持本刊工作。年初,本刊向作者约稿,不久收到文章。3月初,作者不幸逝世,此文成绝笔之作。今刊此文,以志哀悼。